在县城里面，只有出过县级干部的家族才算顶级。县级干部算得上“高干”，退休后还有一定影响力，可以惠及孙子这一代，换句话说，可以保证三代昌盛。可一个县城里面县级干部凤毛麟角，正县级领导岗位仅有四个，分别是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如果人大主任由书记兼任的话，又少了一个位置。接下来是副县级领导岗位，有县委常委、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也就是“四套班子”领导，再加上少数特殊的副县级领导，比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主任，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满打满算也不超过四十人。值得一提的是，在2002年那个时代，不是讲“四套班子”，而是“五套班子”，把纪委也算了进来，但纪委副职级别不够，这样讲从政治逻辑上不通，因此以后越来越少提“五套班子”，而是提“四套班子”。其中，这些县级领导不都是本地人，甚至大部分都不是本地人，尤其是书记、县长等重要领导岗位，根据有关规定要回避原籍，多是上级单位派下来的，干几年就走了，留给本地人的县级职务其实根本没多少。在职的两只手都数得过来，再加上退休的几十个，组成了一个县城最顶尖的权力结构。本地人一旦干上县级领导，必然在实权正科级岗位上浸淫过多年，根基人脉非常深厚，门生故吏遍布全县，虽然可能只是个人大副主任或政协副主席，但地位不同凡响，甚至能形成家族势力，不可小觑！后世2008年，北大某博士在某省新某县挂职县长助理两年，作了一个调查，深度反映了中国县级基层的官场现状，发表后引发重大反响。他的调查称：“该县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所在地市其他县人。”“在县里，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可以断言，这21家大家族里面追溯三代，必然有退休县级干部坐镇，也就是县城里如假包换的顶级家族！调查又称：“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该县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近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调查中提到的小政治家族则是由实权局长、乡镇党委书记、少数几个大老板构成，人数不超过一百，也可以称之为一流家族。其中这些大老板们所从事的产业多是资源型行业，比如砂场、煤矿、石场，其从事特点是门槛极高，主要核心竞争力是有关部门的批文顶级家族和一流家族这些政治家族，构成了县城里的特权阶级。该调查总结了县城政治家族存在的特点：“1、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2、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3、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政治家族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可以看到，政治家族的目标不光是这一代富贵显赫，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子女，并通过联系这种方式，将优势固化下去。中国的主体是熟人社会，在县城里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在县城官场里混，除非有很强的能力和机缘，否则关系是第一位的。一个位置，你也行，人家也行，这个时候拼什么？不就拼关系，看有没有人给你说话么？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蒋明安所在的供电公司是实权单位，但政治地位和发计委、财政局这些能产生县级领导的单位还差了一筹，再加上蒋明安只是二把手，所以他们家只能算是次一流家族。只差了一级，只能算边缘化的特权阶层，也就意味着地位不稳固。稍有不慎，蒋明安辛苦一辈子积累的优势就会化为泡影，出现阶层跌落。同时，也意味着，蒋明安有更强的焦虑感，他在基层混了一辈子，什么都见过，深知里面的艰辛，更知道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道理，因此，他有更加强烈的联姻欲望。他是农村出来的，穷怕了，实在不能接受子孙再回到那种状况！而他只有一个女儿！他们家族想要延续辉煌，甚至实现突破的话，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了。寄托着全家的希望！必须选个最好的女婿！这不光关乎女儿的幸福，也关乎他们家的兴衰荣辱！如果，如果女儿真的能嫁给郭天宇的话，那该多好啊。郭健比一般的县级领导地位要重要得多，他现在已经是常务副区长，比一般的区委常委还要高。而且他才四十多岁，仕途明显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怕是很快就能接副书记，再往上就是区长，或是交流到哪个县当县长。如果要是来宁水县，蒋明安心中一阵冲动。或许，或许，他的机会来了，他蒋家绝不止于此！：（）官场：分手后，我转身考上省组部